大寨，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曾经名扬世界20年。
20世纪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响彻长城内外。大寨，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希望与梦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寨家家住的是破土窑，吃的是糠菜粮。全村不到60户人家，有9户吃不上饭出门逃荒，有4户灭门绝户。”“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随行的同志介绍说。
几千年来，大自然给予北中国的土地瘠薄荒凉，山区丘陵，连平原到处都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相传大寨是宋代打仗时安营扎寨的地方，虎头山是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山沟；沟沟相连的是一道道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山梁。山坡上到处是石头，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挂在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边，七零八落分成几千块。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说：“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这个断言暗含着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藐视。那一年，陈永贵36岁。他不知道艾奇逊，但他知道大寨因为没有饭吃已经先后饿死了四口人。他开始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转悠。
随行的同志指着村子中央的一棵大柳树说：当年陈永贵就是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宏大的规划－－十年造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大柳树下的陈永贵颇有愚公移山的气概。
第一仗选定在白驼沟。白驼沟长500多米，宽十几米，怪石嶙峋，荆棘密布。1953年冬，白驼沟北风凛冽，大雪飘飞。没有炸药，没有机械，只有原始的镢头、铁锨、钢钎、大锤。全村男劳力58人把怪石移开，把荆条除根，修平荒地。砸下的石头和铲下的土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形成一片片阶梯形的土“台子”，这就是著名的大寨梯田。48天后，筑坝24条，得地5亩。这是大寨人向穷山恶水要来的第一块土地。
一年后的又一个冬天，大寨人挺进后底沟，筑石坎25道，获地25亩。隔年，大寨迎来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349公斤，走在了全县前列。1955年，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个更大的“作战计划”在大寨呼之欲出——治理狼窝掌。狼窝掌沟一千五六百米长、十三四米宽，落差200多米。山高坡陡、地形险恶、乱石遍地、荒草没腰、野狼乱窜、洪灾不断。1956年冬天，大寨人填了几万方土石，垒起38道大坝，造地20亩。春天到了，狼窝掌开天辟地被播种了庄稼，大寨人惊喜地看着种子慢慢地出芽。盛夏，一场瓢泼大雨冲掉了一切，梯田荡然无存。大柳树下，陈永贵召开社员大会，手一挥：“不同意继续干的举手！”二战狼窝掌开始后，大寨人把石坝地基挖到1.5米深，把第一层的坝身垒成4层。播种、施肥，精耕细作。转眼间，又是一片葱茏。夏天，阴云又起。半夜里的一声霹雳把陈永贵从炕上惊醒，他点亮马灯，提了把铁锨出门直奔狼窝掌。38道堤坝全部垮塌，所有田地化为乌有。“狼窝掌还要来第三次！”大柳树下，陈永贵掷地有声。这次，大寨人从自己住的窑洞、烧砖的窑和过河的石桥上找到了灵感，半圆形的窑门历经风雨不塌，奥妙全在这里：拱形建筑压力越大越坚固，例如著名的赵州桥。大雪飘飞的时候，三战狼窝掌的战斗再次打响。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0岁的老人全上了阵。石坝除了垒成拱形，地基要5米深，根基要7层到8层，大石块间的缝隙用石子填充，灰浆灌注。
现在站在虎头山上，可以看见的狼窝掌沟郁郁葱葱，山沟被30多条大石坝拦腰裹住，片片梯田布满山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仅这一条沟所生产的玉米，就够大寨村全年的口粮。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一场持续8天的特大洪水袭向虎头山。全村709亩土地，140亩地基被冲毁，40亩上塌下淤，禾苗皆无，200亩庄稼倒伏于泥水中。还是陈永贵，他坚定地也是自信地向大伙宣布：“大灾之年，我们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三不要三不少，大寨人做到了，靠的还是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大寨展览馆展示着这样一串数字：1963年大寨遭遇百年不遭的特大洪水，大寨没要国家一分钱，粮食总产21万公斤，亩产372公斤，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口粮200公斤。与此同时，一排排新窑洞、新房屋也立了起来。
1964年1月，陈永贵被邀请到全国水利会议上介绍经验。他不用讲稿，口若悬河，用一口浓重的昔阳方言从容不迫地讲了三个小时。大寨之路，给刚走出三年困难阴霾，渴望实实在在发展的中国农村以巨大的感染。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
在大寨展览馆，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1966――1978年，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五湖四海汇聚大寨，最多的时候，一年有206万人，平均每天有5000人登上虎头山。大寨，成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圣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学大寨的热情开始退潮。1979年，参观大寨的国内外宾客仅4205人，不及上年的3％，昔日车水马龙、人流熙攘的大柳树广场顿时变得空旷起来。现在的虎头山已改建为森林公园，层层梯田已被松树、柏树盖满；山间，原来修建的用作蓄水灌溉的小水库如今修饰以亭台廊榭，一排排火车皮式的居民小楼建在半山腰。
半山腰，陈永贵的半身石像默然而立。这位农民式的共和国副总理，任职期间没要国家一分钱工资，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劳动，逝世后，骨灰撒在了他挚爱的虎头山上。
尘土飞扬的造地运动过去了，万人参观的学大寨时代结束了，大寨的孩子们也只能在老人的回忆中依稀想象过去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