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日渐成为人们生活的焦点，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标GDP（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涉及的是经济活动，是实实在在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引世人瞩目。
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这个增长不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存在着体制性（农村改革和城镇化释放出的农民劳动力，企业改制、重组、破产造成的下岗工人，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公务员）、结构性失业（一些群体不是因为经济周波而是因为自身文化素质或职业技能的局限不能满足就业的要求）。收入差距扩大，这包括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群体差别、行业差别。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343一路攀升到0.417，已超出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可能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王绍光）。对于这一问题，政府的回应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协调发展，强调以人为本。这表明从指导思想上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已做了新的调整。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可以看出，就业、缩小收入和地区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置于效率之上的更为优先的目标。
这次全世界金融风暴急、救市忙，中国政府已宣布一个4万亿元救市计划，对扩大就业、稳定业界信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现在再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国内消费，应该是对我国救市政策的支持，对于增强市场信心、保持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近日透露，他们正在起草一个政策方案，以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内需。全面刺激国内消费。方案涉及多个领域的调整，包括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
不过对于政府给城乡居民“加工资”，很多人持迟疑态度。工资的形成机制，有政策性因素，也有市场性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企业工资主要取决于市场性因素，政府能够直接调整的，主要是行政事业性单位的工资。而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临时就业人员，工资收入增长方式较为复杂，有些未必能够获得相应增长。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劳动力的市场供给状况决定的，但也不是没有观念和政策因素。在分配政策上，我们一直强调“按要素分配”。本来，生产要素既包括资本、知识，也包括劳动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恰恰是“劳动创造价值”。但我们所谓“要素”仅仅包括资本、知识，而把劳动力排斥在外，其价格有时到了靠最低工资保障的地步。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局面，城乡居民总收入占GDP比例偏低，政府财政收入比例偏高。有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已经从10年前的53%下降到2007年的45.5%。这个比例，发达国家都在50%-60%之间。数据显示我国国民财富的大头被政府和企业拿走了，其中又以政府所得为多。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发展的目的是人，要让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探索一种劳动报酬增加的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只有让老百姓用于进行劳动分配的钱多起来，才能拉动内需。让人们用工资过上小康生活，已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从银行储蓄发布的报告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主要是没有钱。而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底线。
提高社会工资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极为迫切。在任何时候，富人总是有的，奢侈消费从未停止，富人的消费勿需刺激。真正的问题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一般民众和穷人口袋里有钱，这是刺激消费的真谛。但政府观念一变，政策一动，整个分配格局也会大变。不仅政府可以“让利”，私营部门其实也可以“让利”。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就是要解决获利多少、损益失当这个层面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为根本的社会建设。依靠这种机制，既可以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能够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既可以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心里感到踏实，又可以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心里感到充实。
一个合理的、文明的和谐社会不就是我们人人都孜孜追求的吗？这样的社会就是要靠一套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去主动地调整包括收入分配关系在内的利益关系。如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