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陶渊明失意人生的诗意生存
开篇部分:引言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璀璨文学星河中,生活在从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政权这段时期的陶渊明,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一颗明星。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定论,是谁都无法加以否认的,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文
开篇部分:引言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璀璨文学星河中,生活在从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政权这段时期的陶渊明,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一颗明星。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定论,是谁都无法加以否认的,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文赋,都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以他的田园诗、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特立独行的人生抉择,以及他诗文中体现出来的孤寂和忧愤、真与善,脱颖而出,受到千百年之后后世越来越高的推崇和景仰。
然而,他又是不幸的,回溯往古,关于他的资料记载,堪称寥寥,以至于我们今天连他的姓名字号、生卒年月以及他的故里所在,都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服众的结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留给后人太多的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他的诗文对他进行一定的了解。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时静下心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从而获得一些启迪,意义是积极的。
第一部分:陶渊明悬念充斥的谜样人生
一、平淡的生涯,纷繁的传记
陶渊明的一生,只是平淡无奇的一生。这里所谓的平淡无奇,是指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关注,从他的官职之低微,做官时间之短暂,交游兴趣之寡淡,以及他的农耕生活的落寞,都足以证明。但是,他以他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特立独行的人生抉择,基于二者之上的诗文作品,反而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得以永远常青,跟岁月同辉。
陶渊明的一生平淡无奇,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悬念。人们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纷纷得出各自不同的考证结论。这里只涉及他的名字和年岁两个方面:
(一)谜样的名字
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第二部分如是说:
渊明名字,古今计有十说:
一、潜字渊明《宋传》、《南传》(分别指《宋书?隐逸传》和《南史?隐逸传》,下同)及《莲社高贤传》主之,萧《传》(指萧统《陶渊明传》,下同)作或说。
二、渊明字元亮萧《传》主之,《宋传》作或说。
三、潜字元亮《晋传》(指《晋书?隐逸传》)主之。
四、“字深明,名元亮”《南传》或说,深即渊,避唐高祖讳改。
五、潜字渊明前所行,渊明字元亮后所更,盖以“自别于晋、宋之间”。吴《谱》(指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下同)引叶梦得说。
六、渊明字元亮,一名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主之。
七、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吴《谱》主之,张縯从其说。
八、义熙中渊明字元亮,元嘉中潜字渊明明熊人霖主之。
九、渊明字元亮,小名潜梁《谱》(指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疑其如此。
十、潜字元亮,小名渊明古《谱》(指古直《陶靖节年谱》)引罗翽云君说。
前四者皆六朝及初唐人说。沈约《宋书》之成(齐武帝永明五年,西四八七),上距渊明之卒(宋文帝元嘉三年,西四二七),才六十年,而即有或说,足见其事自始已为疑案。大抵渊明门衰祚薄,其诗文又不甚为当时所重(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第六章),是以身没未几,名字已淆乱耳。
(二)谜样的年岁
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写道:
他死时年才五十余(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却早已“白发被两鬓”,可见他的身体衰弱。
在这个问题上,朱自清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只可姑存然疑而已。”
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字和年岁被后世得出如此之多的考证结果,相互间又各执己见的,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了,无法分辨这到底属于一件幸事还是一种悲哀。此外,袁行霈先生近年又重申了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的主张,使通行的六十三岁之说又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这些同样无损于我们对陶渊明的文品与人品的推崇和景仰。
二、潦倒的生前
虽然曾先后做过几任小官,但都官卑职微,无足轻重。微薄的薪俸,对窘迫家境而言,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加上官场的污浊、性格的狷介,陶渊明选择了辞官为民、躬耕自给的生活道路,即便有时以乞讨为生,也义无反顾,不以为意,不曾后悔。
在精神生活的浅表层次上,他不乏彼此间深深关爱的亲人,不乏在一起畅谈稼穑的邻里知交,也不乏偶尔相聚在一起饮酒唱和的好友;在灵魂深处,他则是寂寞的,痛苦的,忧愤的,在“不求甚解”的阅读之中,他深刻感受到的是古圣先贤的美好节操,向往的是上古时候的太平盛世。与古贤人的灵魂对话越多,他所处的时代带给他的痛苦也越多。他无法找人述说心中无穷的哀伤,无法与人交流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认知,更无法变革所处的现实世界,于是寄情于诗文,探幽发微,倾情放牧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因此,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失意的一生,潦倒的一生。
陶渊明在刘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辞世,很多年以后,才遇到了一位隔世的“知音”——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奠定了他在后世的“热闹”与“辉煌”的文学地位,让人遗憾的是,这已经是诗人去世近百年之后的“后话”了。
三、有限的诗文,无穷的“解读”
陶渊明说不上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所有的诗文,包括四言诗五言诗一百二十四首(《形影神并序》视作三首)、赋辞三篇、记传赞述五篇(《读史述九章并序》视作一篇),疏祭文四篇,从数量上讲,可以说十分有限。可就在这极为“有限”的诗文中,后人的“解读”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这里先用一个有趣的例子作为代表:
陶渊明山海经诗江州《陶靖节集》末载,宣和六年,临溪曾纮谓靖节《读三海经诗》,其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贯,遂按《山海经》,有云:“刑天,兽名,口衔干戚而舞”,以此句为“刑天舞干戚”。因笔画相近,五字皆讹。岑穰、晁咏之抚掌称善。余谓纮说固善,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后见周紫芝《竹坡诗话》第一卷,复袭纮意以为己说,皆误矣。
上面的例子是仅就陶诗字面上的错讹而言的,至于从诗文的内容中对他的思想情趣的把握,南辕北辙的例子更是多多。下面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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