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盼大学精神高度的回归
每年的春夏之交,是一年一度牵动着千家万户的高考季节,对于许多人、许多家庭来说,在这个季节里都会孕育起一个美丽的梦境。梦境里他们有着许多期待、许多憧憬,也有着些许多激动和不安。经过三更灯火五更鸡苦熬过来
每年的春夏之交,是一年一度牵动着千家万户的高考季节,对于许多人、许多家庭来说,在这个季节里都会孕育起一个美丽的梦境。梦境里他们有着许多期待、许多憧憬,也有着些许多激动和不安。经过三更灯火五更鸡苦熬过来的学子,要在这个季节经受检验,要在这个季节用他们十载磨砺的剑,撬开大学的圣殿之门,走进梦想中的象牙宝塔。至于他们想得到什么?是一叶划向知识海洋的舟楫,是一把进入财富宝藏的钥匙,还是一张步人官场的通行证。各人有不同的想像,别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不要忽略大学更应当是一座精神高地,国家未来的栋梁要在这里得到淬砺。而如今,大学在受到“商业化”“职业化”的不断冲击之后,那种唯市场马首是瞻的办学理念,使大学的功能向职业培训所的方向发展,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圣洁。如今的大学,不乏到处讲演,获取高额报酬的教授,不乏被聘为各级权力部门顾问的学者,而那种淡泊名利,潜心学问的人却越来越少。人们不能不为大学精神高度的垮塌忧心忡忡。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已经远不如印度。中国学者总体治学精神,也无法和印度学者比拟。
丘成桐应该是继陈省身之后最有成就的华裔数学家了,他是美国最享盛誉的哈佛大学教授,也是拥有众多诺贝尔获奖大师的普林斯顿大学终生教授。他获得过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斐尔兹奖,而他敢于直面指出中国教育弊端的坦率与勇气,更使中国许多学者难望其项背。他在杭州接见一批高考中获得高分的数学尖子时,不无感慨地说:“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这实际上是他对目前中国应试教育的否定。他说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每年都有两到三篇论文,其水平甚至超过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能进入哈佛数学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他说那是因为中国学生缺少“做学问的热情和对科研的大视野”,“太过追求短期出成果了”。他说:“中国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赚钱,要么当官……对学问没有热忱。”“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数学人才”!他振聋发聩的声音,无疑是对教育现状沾沾自喜者的当头棒喝。
丘成桐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华裔学者,不无担忧的对中国教育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观点虽然别人也都认同,但又有谁敢直言不讳的说出来呢,这分明是给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抹黑,中国的舆论毕竟还不允许这样做。于是人们就只能借丘成桐之口,来表达自己想表达又不敢表达的观点了。
丘成桐说,一家国内名牌大学的代表和政府官员一起访问哈佛时,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哈佛如何图利?”他们不问哈佛如何做学问,不问哈佛如何培养人才,却问“哈佛如何图利?”这使丘成桐十分吃惊,他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他说名牌大学竟然也“唯利是图!”原本被视为精神高地、学术殿堂、独立于世俗浮华之外的大学校园,本身也面临着精神失落的危机。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价值导向也已经世俗化,这里没有提供足以支撑学生仰望星空,追求精神世界的价值尺度。
我们现在办大学已到了“大跃进”的程度,昨天还只是中专,今天换一块牌子就成了学院;昨天还只是专科学校,今天换一块牌子,就是大学了。好像大学只要有有大楼、有面积、有规模就可以了。副教授当博导已经成了眼下大学的时尚,一所大学有几百名博导,一个博导带几十个博士,难怪现在的博士就不那么值钱了。
在人文精神缺失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许不乏面向市场的专业技能,但却极有可能是自私、粗鄙、缺乏爱心的精神弱者。几年前,清华学子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黑熊的事件,虽说是个极端的个例,但它却在警示大学生精神高度的垮塌。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平原先生说:“大学以精神为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不知他的话是否是若有所指。然而人们确实在期盼大学精神高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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