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钩沉（30）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父亲就一直在生产队里担任会计；除了财务，他同时还负责生产队的副业摊子，因此每天忙得很。后来，就向队长提出，要让我来代替他记工分。一来这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无非就是记记工分，简单得很；二来也不挣什么报酬，白尽义务。所以，队长想也没想就同意了。从1974年12月份开始，我就成了生产队的记分员。尽管没有人拿着这当件什么事，但我自己看的挺重要的。那时我刚刚走上社会，心还挺胜的，干什么事都想干出点名堂来，叫人高看一眼，所以，我特意将记分表搞了一下装潢，封面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上“记分表”，还在上面画上了一些彩色图案。父亲也再三嘱咐我，心要仔细点，给人家谁弄错了工分，人家也不愿意。俗话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这理儿，我懂。
每天吃过晚饭，人们就主动向生产队部集合。所谓“队部”，其实就是生产队里的牲口棚。那原是我家祖传的一处闲宅，用不着，就借给生产队无偿使用。最北面一排，是草料棚；最南面一排是喂牲口的地方，生产队的十几条牲口就在这里喂养；南房靠西头，有个套间儿，是饲养员住的地方，南边是一条土炕。这里也兼做队部。有事时，干部们在这里研究问题，无事时就成了社员们聊天儿和记工分的地方。那时候人们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吃过晚饭就都往这里凑。上年纪的人都坐在炕里边，有的靠着被摞半倚半躺着；年轻一些的，就坐在炕沿儿上；剩下一些妇女和小孩子，在下边靠墙立着。满满当当一屋子人，有的抽烟，弄得乌烟瘴气的；男人们脱鞋之后，臭味儿也出来了，与烟味儿、汗味儿混合在一起，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味儿。先是由我来记工分。每人自报全家人今天分别在那里、干什么活儿（如果这家没有人来，就由队长代报），我就根据他们说的，先记到记分表上，然后，再写到每家一册的记分册上。写完一遍，我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接下来，人们就开始议论明天要干的活儿，和生产队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再后来，就是人们随意的聊天了。家里有事的提前走了，有的聊了一会儿累了，也悄悄退了；只剩下一些精神头儿足的人们，一聊就是大半夜，直到饲养员催促着，大家这才意犹未尽的各自回家了。
那时记工分用的是“自报共议制”。这是跟当时全国的样板山西大寨学的。每年进行一次工分评议，先由自己自报应该挣多少分，然后，再由群众评议。满分为十分，挣十分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壮劳力。衡量一个人是否壮劳力的重要标准，就是要看他出没出过河工，没有出过河工的人是不能挣满分的。依据每人的体力和出勤情况，依次评出等级，最低分是六分。挣六分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了。为这事妇女们也闹过意见，依据的也是大寨经验，男女要同工同酬。不过，最终也没有实现，叫队长一句话顶了回去：“要不，你也出回河工试试。”这下，才都没有话说了。
我的计分工作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后来因为生产队班子闹意见，会计换了人，父亲专抓副业去了。我自觉再干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再说，干这活也有得罪人的时候。有的人信不过记的分是否准确，查了好几次，最后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其实，那怎么会错呢？都是当着大家的面记的工分；再说，他自己手里也有记分册。要是有问题他早就不干了，哪会等到今天？想到这些，越发觉得没劲，也就辞职不干了。前前后后，大概总共也就干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