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逸的片云岩
一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个冬夜,一位居于会稽山阴的文人看着窗外渐飘渐缓的雪花,突然想起了一位远在剡县的好友,想起了好友美妙无敌的琴音,想起了好友精美绝伦的丹青。于是,命童子备上舟楫乘兴前往。也许是从来没有
一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个冬夜,一位居于会稽山阴的文人看着窗外渐飘渐缓的雪花,突然想起了一位远在剡县的好友,想起了好友美妙无敌的琴音,想起了好友精美绝伦的丹青。于是,命童子备上舟楫乘兴前往。也许是从来没有在这样冰雪晶莹的夜晚泛舟剡溪,也许是那晚剡溪美不胜收的景色已经给了他如朋友琴音丹青一般别样的享受,就在那位文人即将到达好友居所的时候,他突然命舟子原路返回。旁人自然不解,辛辛苦苦一整夜才好不容易到了这里,又何故不去造访?他潇洒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后来,这个故事便被录在了《世说新语》里,成了一段千古佳话。那位因“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一夜成名并被千古传诵的风雅文人叫王子猷,也就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而那位令王子猷突发兴致念念不忘的好友,就是东晋著名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经学家戴逵。
“雪夜访戴”的典故,不仅让王子猷得尽风流,也勾起了后世众多风流名士来剡地寻访先贤遗雅的无限兴致。那位文化大师当年在剡县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他身后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
二
公元2008年9月之初,我迎来了平生第一次年休假。有过许多种度假的设想,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去乡村穿行,去寻访那些若有似无的先贤遗踪,感受那份散逸于剡中山水之间的文化积淀。
七年前,当我担任电视台文化栏目编导的时候,曾经对越乡文化的精髓内容作过一点浮光掠影的采撷,但正是那种浮光掠影的采撷,让我时不时地感到愧疚,感到于心不安。多年以后,每当我翻阅地方志书或者典籍文献,心中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当年曾经被我惊扰的先贤们,今天,你们还好吗?
于是,我想到了戴逵,想起了片云岩。
片云岩位于今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逵溪村村后的半山腰上,当地百姓一般把它叫做滴水岩,意为有泉水从岩壁上流泻下来,当年戴逵曾在此筑有别业,是他隐居剡县期间的寓所之一。史料记载,那里有岩壁削立,状如侧拳,石痕迸裂,宛然如砌。站在片云岩前,可见几线水瀑珠帘似的悬挂下来,清脆的水声反衬出山谷的幽静,营造出一派与世隔绝的隐逸氛围。
七年前,承蒙热爱家乡文化的求渭生先生指引,我曾去当时的嵊州市广利乡逵溪村踏访片云岩。片云岩位于村后面的半山上,从村里出发,步行大约需要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穿过一片片葱绿的水果园,五月正午的阳光下,片云岩前那几间上了年纪的老屋显得疲惫不堪,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造访而稍有动容。如果不是门楣边上挂着几串色泽饱满的老玉米,此情此景,真让人怀疑自己是走进了当年戴逵曾经隐居过的别业里。那老屋的木门上斜挂着一把锁,也许是那天主人正巧外出,也许这隐逸山间的破旧房子已经遭主人遗弃,成了空壳了。遥望四周,草木葱茏,别说是有别的房子,就是找寻一些人迹,也非易事。不知这老屋的主人当年因何选择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山里建房,不知一千多年后居住在这里的主人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对戴逵充满了崇敬。
不过,在片云岩附近,我们还是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在果园里干活的老农,并听到了一些流传于当地百姓中的故事。据说当年逵溪一带曾有13个庵堂,住着99个和尚,由于戴逵喜欢研究经学,且这里环境清雅,就常到这里游访。戴逵来访之初常借住在一个叫做雨花庵的庵堂里,后来就索性自己在这里建起了房子,取名“片云岩别业”,片云岩由此而得名。尽管民间传说有时候其实毫不可信,但就是那样一些故事,让戴逵在一千多年后依然具有生命的温度,依然让人觉得故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昨日。
当天,我们还去踏访了逵溪村的三座古桥,即洗屐桥、砥流桥和招隐桥。三桥自东向西排列,横跨逵溪。据《嵊县志》载:“上下流两桥皆戴公遗迹。”两桥即洗屐桥、招隐桥,戴公即戴逵。
那么,七年后的今天,古人遗迹是否完好,戴公又怎样了呢?在今天“文化”变得熙熙攘攘,曾经小有名气的故人都被折腾得无法安神的背景下,这位当年远离世俗喜欢清净的文化大师,是否依然隐逸乡间傲然不群呢?
三
戴逵,字安道,原籍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县及附近一带),出身名门望族,祖父硕、父亲绥都有过名位,兄长戴逯官至大司农,受封广陵侯。受良好的家学熏陶,戴逵年少时候就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十多岁时他在建康(今南京)瓦棺寺作画,引得王长史(名蒙,字仲祖,简文帝时为司徒长史,善隶书,丹青甚妙)大发感慨:“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来剡之前,戴逵就已经是东晋时期声名卓著的高士,在雕刻、绘画、音乐以及经学研究方面都颇有造诣,被《晋书·本传》称为“少博学,好谈论,善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作为一位名垂千秋的艺术家,戴逵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雕塑。戴逵生活的时期正是佛教盛行之时,佛像的雕塑非常流行。在众多工匠按照印度草图上的造型进行雕塑的时候,戴逵感到那佛像与中国百姓心中的吉祥面容存在一定差异,应该想办法让它与中国信徒更接近。于是,他大胆对佛像的雕塑进行了创新,注入了更多本土的元素,使佛像有了“中国特色”,也正因此,他被誉为“中国式佛像之父”。宋郭虚若《图画见闻志》称:“今之仪相,始自晋戴逵,刻制梵像,欲人生敬,时颇有损益也。”今天在国内各地所见的佛像,大多形容生动,其雕塑手法就是从戴逵那里沿袭而来。后来,戴逵又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夹纻、妆銮两大新工艺,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从而进一步将中国佛像的雕塑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当年南京瓦棺寺里有三件镇寺之宝,分别就是戴逵塑的一尊五世佛像、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
戴逵在佛像雕塑上的伟大创新,不仅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是把艺术创作个性化的理念引进了雕刻领域,为后世中国雕刻艺术的创新发展开创了一代先风。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戴逵和王羲之分别在雕塑和书法上,完成了革旧布新的伟大事业”。
如果佛像反映的是戴逵在雕刻艺术上的追求与造诣,那么,一则与音乐有关的故事,也许更能让我们看清他的品行操守。
当年戴逵以善鼓琴而闻名,《琴笺》称“安道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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